加强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前提。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在把自身建设成为大党的百年历程中，通过掌握历史主动有效解决了各个历史阶段的自身建设难题，同时又通过不断解决党的建设难题更好地掌握历史主动，并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动党的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掌握历史主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丰富经验，主要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坚持围绕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坚持准确研判国际国内形势、坚持运用好党的独特优势等。
<正>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庄子哲学中“真人”与“真知”的关系、郭象《庄子注》中“自然”的限度和“圣人”的意义，以及《庄子·大宗师》第7节的生存论。在此将三文涉及的问题合而观之，谈谈庄子与郭象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差异。在庄子哲学中，道、天或天地都是最高范畴和至上存在，同时也是个体认知的终极对象、心灵安顿的终极所归。因此，对于庄子来说，成为拥有真知、逍遥而游的真人、至人、神人或圣人，便需要超越当下自我和当下世界，以与道相契、与天相一。异乎此，郭象消除了庄子哲学的生命超越向度，主张圣人与万物的理想状态皆应是各安其既定之“性”。为达成这一理论目的，郭象一方面指出所谓天或天地不过是“万物之总名”，万物之外并没有独立自存且生化万物的至上本体;另一方面，他又根除了个体作为活泼泼生命的内在自觉意识，这一点主要表现为他对万物“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强调，以及对个体不安分的“羡欲”“跂慕”之心的否弃。虚化本体使生命的超越没有了外在的终极指向，根除不安分之心则使超越失去了内在的精神驱力。
清华简《程寤》表明周人经由“太姒吉梦”完成受命，选择太姒成为吉梦的承受者可能有多种原因：第一，太姒和太子发的母子关系为梦境的发生提供了合理性，太姒吉梦突出太子发，契合《程寤》的历史背景；第二，子以母贵，太姒与诸子存在利益与亲缘纠葛，母亲身份在诸子前有优势地位；第三，商周贵族女性参与政务，太姒在周人集团中有话语权。“皇上帝”用梦的形式令周人受命的原因有三：第一，符合商周时期占梦以求神谕的社会风尚；第二，三代时王权并不牢固，借由梦降神谕可以有效加强政治观点的权威；第三，梦象的真实内容唯有太姒与文王知晓，确保隐秘性和解释权。
“设法”“设法卖酒”指官府安排妓女在酒肆中以奏乐、劝饮等方式招徕顾客，是宋代为提升酒类专卖收入而推行的一项特殊政策。“设法卖酒”于北宋兴起并延及南宋，开封、临安等大都市中这一现象尤为繁盛。“设法卖酒”的出现与宋代财政不足、经济繁荣、城市管理日趋松弛等因素密切相关。“设法卖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酒课收入、塑造了繁荣的城市消费文化，但也带来了政府巧取民财、社会风气浮靡、妓女负担加重及粮食消耗数量巨大等负面后果，折射出国家权力、商业行为与性别角色在宋代经济与社会结构中的复杂互动。
宋室南渡后，江西诗坛成为全国三大中心诗坛之一，其中上饶诗坛是江西诗坛重要组成部分。上饶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南渡士人寓居于此，而且一直斯文不坠，兴盛不已。南渡时期上饶诗坛的重要诗人有吕本中、曾几、曾惇、郑望之、晁谦之、吴说、王洋等。以绍兴十五年吕本中去世为界，可以将南渡时期上饶诗坛分为前后两期。上饶诗坛最突出的文学活动是两次大型的同题唱和活动：横碧轩的唱和和吴傅朋游丝书的题咏。这些同题唱和活动是难得的交流诗艺的机会，在激发诗人争奇斗艳的雄心、提升诗歌的艺术水平之外，也充分地展示了诗人们各自的才情和特点。吕本中在上饶的诗歌创作内容上描写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风格上则体现为流转圆美；曾几在上饶的诗歌创作内容上描写悠闲自如的读书生活，风格上则体现为轻快流畅。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问题。马克思认为技术异化会带来教育的异化；斯蒂格勒则以马克思关于机器技术的思想为核心，实现对马克思技术之思的吸纳。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效用上存在内容准确性可靠性的问题，易致师生个性化丧失和知识储备萎缩；在公平性上存在技术门槛的限制和资源配置不均的可能；在安全性上存在数据泄露和不良信息暴露的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应以教育的最终目标为导向，促进教育的个性化、高效性和创新性，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
谣言是瘟疫的“并发症”,往往与疫病呈现出如影随形的关系。在1932年虎疫流行期间，与其产生和防治相关的谣言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疫病谣言的产生，除了在主观上受到国民政府的误导性宣传、民众长期存在的封建迷信观念及掮客的恶意引导等因素的影响外，在客观上还受到社会上医疗设施不完善、疫情的严重性和救治无方的影响。尽管国民政府曾联合各界力量采取多种辟谣举措，却未能有效遏制谣言扩散。谣言与虎疫相互纠缠，共同构成了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挥之不去的社会阴影。
“数据垄断”体现为“垄断数据”与“借助数据的产业垄断”的二元结构。随着广告产业的智能化发展，智能广告的数据垄断也普遍且严重地存在。其中，互联网作为智能化广告业务的载体，为这种新的垄断形态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一方面，互联网在媒介化延伸的过程中获得了用户与资本的双重沉淀；另一方面，互联网在媒介化延伸的基础上，既发展出更加丰富的互联网媒介以复制传统媒体的广告发布功能，又进化出更具效率的广告专业能力以超越传统广告公司的客户代理能力。这种对传统广告产业劳动分工的一体化统合，推动互联网演进为具备广告媒体发布与广告专业代理的双重角色，使互联网平台得以同时掌控数据产品市场与非数据产品(广告)市场，最终在无形之中构筑了数据垄断的基础。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构成，焦裕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承载着党的优良传统，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集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鲜活生命力与现实阐释力。从哲学维度深入剖析焦裕禄精神中为民宗旨的理论意蕴，系统发掘其时代价值，对于赓续红色精神血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滋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